雍正赐死“第一巡抚”
 
 
 
      一代明君康熙,既创造了“太平盛世”,也留下了“后遗重症”——吏治腐败、税收短缺、国库空虚。康熙末年,国库银两仅800万两左右,以致朝廷开支捉襟见肘。公元1722年,雍正登基后,勤于政事,长年累月,除却睡觉,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批阅奏折、办理国事上。雍正末年,国库银两增至6000余万两,翻了几番。治国成果之丰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1735年,雍正因心力交瘁,猝死在御案之旁。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,为了朝廷尽快“脱贫致富”,动了许多脑筋、想了不少办法,以至“求财”心切,奖掖错了一个人,闹出一个酸涩的笑话。

  康熙何以弄得国库亏空?原来,朝廷的多数银两,都被皇亲国戚、各级官员借走了。这些有本事借到公款的人,彼此观望、互为样板,谁也不想主动还钱、带头还钱。于是,雍正决定派出得力官员到各省任职,一边惩治腐败,一边追逃欠款。派往山西的巡抚,是大将军年羹尧推荐的诺敏。他不负上望,只用短短半年时间,就把山西多年的欠款都还上了。诺敏的“政绩”,如同给正被“国库亏空”搅得寝食不安的雍正注入一针“强心剂”。为了树立榜样、表彰典型,雍正不但给诺敏封了个“天下第一巡抚”的称号,而且发出圣旨,要求各省督抚虚心效法。可谓用心良苦。

  孰料,雍正的“嘉奖令”发布不过10多天,大臣田文镜就递上弹劾诺敏的折子,说是山西全省297名官吏,上下其手,左右联络,表里为奸,欺蒙朝廷,俨然一个塌方式腐败。原来,“两年贡银、一年完成”的所谓“天下第一”奇迹,是诺敏“两手抓”出来的:一手狂征暴敛,连老百姓过桥、过路都要进贡;一手“借”商人的银两充数。弄得整个山西“民怨鼎沸、富商逃亡”。

  诺敏弄虚作假、贪求政绩的行径败露后,雍正左右为难。不处置他嘛,既不足以打击政敌,更不足以教训那些还想赖账的地方诸侯;处置诺敏嘛,既于心不忍,又前后矛盾。一来诺敏是个典型的清官,连母亲80大寿,也拿不出一个铜板;二来自己刚为他亲赐了“天下第一巡抚”的金匾,怎好自己掌自己的嘴巴?权衡利弊、再三思索,雍正得出“欺君之罪”,不杀不足以正“纲常”的结论。

  诺敏看似为官清廉,既不贪财、也不谋私,口碑好、人缘好。因而,事发之后,在雍正收到的400份奏折中,有300份是为他求情请命的——不能杀诺敏。但经审理,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“上下连手,内外勾结”,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。于是,雍正不但要杀诺敏,而且决定处以“腰斩”。后经大臣劝谏,这才改为“赐死”。

  诺敏之死,实乃咎由自取。他虽不贪财,但却贪名——打着为皇上排忧的幌子,干着为自己捞政绩、骗荣誉的勾当。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写道:天下之人,熙熙壤壤;为利而来,为利而往。其实,天下之人除了崇利,还有一心为了钓誉的。诺敏便是这样的人。为了扩大政绩,不择手段,欺上瞒下,害得百姓民不聊生,弄得地方乌烟瘴气。这种道德腐败,较之济腐败、作风腐败危害更大、破坏更烈。不警觉、不禁绝,轻则贻害一方,重则祸国殃民。

  不错,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可是,应当把“当将军”的目的搞清楚——是为百姓谋利,还是给自己贴金。这是很值得深思的。现实生活中,为了追求政绩,为了当上“将军”,好大喜功,弄虚作假者有之;违背民意,劳民伤财者有之;盲目上项目、刻意求名气者亦有之……凡事拍脑袋、想当然,即便弄不成“中国之最”“世界第一”,也要整个“吉尼斯纪录”什么来的决策者,不乏其人。这种贪名气、贪政绩的举止,比贪钱财的危害更大。

  道理明摆着,贪利,害的往往是自己;贪名,误的则是党和国家的事业。可是,长期以来,虚报政绩、夸大政绩、贪求政绩之类现象,屡禁不绝、时有发生。也难怪,迄今为止,谁人见过某位真贪功、假政绩官员,在法纪上受到从重处罚,在道德上受到严正审判?!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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